行通原创丨崔怀坤律师：受贿罪中的“造成恶劣影响”

司法实践中，对"造成恶劣影响"的证明要素分为两个，一个是"恶劣"，另外一个是"社会影响"。其中，"恶劣"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化的认知。由于司法实践中的情形千差万别，不可能存在统一、精确的证明标准。但在认定是否为"恶劣"时，要注意"恶劣"的评断对象是"社会对事件的感知"，感知的主体不是法官而是社会公众，范围是被社会知悉到信息[7]。"实际谋取利益的权钱交易行为"，只有被传播出去，才能成为评价影响是否"恶劣"的对象。

关于"社会影响"的证明，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媒体报道、信访材料、证人证言和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等材料作为证据材料。这里需要的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媒体报道一般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经常被用作证明"社会影响"的证据材料。但这里的媒体报道应是在案件受案调查之前对相关行为的报道，而不应是媒体对案件的调查、起诉甚至是案件审理的情况的后续报道；

第二，证明"社会影响"的信访材料一般是信访人员较多，大规模集体上访的材料。如果只是极少数人上访，很难认定为造成"社会影响恶劣"，但信访人确实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采取了比较极端的信访方式，进而使信访事件引发媒体和社会关注，在一定范围内发酵、扩散、传播，则能够证明社会影响恶劣[8]。

第三，关于证人证言。本文不认同通过委托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事后的民意调查，将民意调查作为认定是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证据材料。首先，就目前我国国民对腐败问题的总体态度来看，几乎所有公民都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很难就"实际谋取利益的权钱交易行为"作出客观、公正评价；其次，民意调查仅仅是在案发之后对相关案件问题的反映，无法评价案发之时的民情民意。

第四，关于"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等材料"，在运用此类证据时，一般关注的上级机关层级越高，说明事件引发的影响越大，危害结果越严重。

由于"造成恶劣影响"的内容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要论证受贿行为是否造成恶劣影响，应更加注重证明过程和逻辑推理。受贿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论证逻辑应当为"实际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行为导致了"权钱交易和政府公信力受损"的直接危害结果，直接危害结果经过一定途径的散播被社会公众感知，进而产生了群众反映强烈、集体上访、媒体广泛报道或上级领导重视的恶劣影响。其中，危害结果、经过一定途径和恶劣社会影响三个要素是逻辑递进关系，在证明中不能省略其中任何一个及其之间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
[2]参见关福金 、王爱平、白 洁：《渎职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理解与认定》载《人民检察》2017年底 7期。
[3]参见商风廷：《渎职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司法认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
[4]参见杨忠平、李艳红：《浅谈刑事执行领域渎职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载《司法实务》2018年第6期。
[5]详见附件《样本分析表》。
[6]参见刘旭芳:《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若干问题研究》,南昌大学 2013 年法律硕士论文,第21- 22页。
[7]同[2]。
[8]同[2]。